2009 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是第一次煤电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因此，也就上演了一幕最激烈的煤电价格博弈——

    　为减少巨额亏损，五大电力集团首次结成联盟，亮出的“底牌”是2009 年电煤价格参照2008 年初价格并下调50元，而神华、中煤等煤炭企业提出了涨价10％以上的要求。双方的吨煤价格预期相差足足有150 元。最后，双方一单未签地离开了订货会。

    　煤炭企业涨价的理由是：减产保价有利于保存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无疑是符合国家政策和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从电力企业看，承担社会责任的亏本发电，毕竟只能是暂时的，现在已经到了全行业严重亏损的地步，巧媳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求煤企少赚一点，适当降价，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

    　煤电矛盾的本质：我国煤炭产能和运力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从2002年我国取消了对电煤的指导价格之后，煤电双方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价格博弈。不过由于当时我国的火力发电厂数量有限，煤炭产能相对充足，电力企业占有相对的主动权，因此，这一矛盾似乎并不那么尖锐。此后几年，虽然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也是矛盾重重，但是，最终都会在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之下，煤电双方达成一个妥协的价格。记得在2004年煤炭订货会上，国家发改委主管能源的副主任张国宝曾动情地说：“我希望像2004年这样的煤炭订货会2005年不再召开。”此后，为了解决煤电矛盾，国家发改委也具体的制定了“煤电联动”机制，希望以市场的手段，彻底解决煤电矛盾。

    　然而，市场手段并非解决煤电矛盾的灵丹妙药。实践证明，煤炭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我国煤电联动的设想仅仅实行了一两次就已经名存实亡。高速上涨的煤价格，让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再也不敢实施联动。从表面上看这是煤炭的市场化与电力的计划性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坚信市场万能的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这一矛盾，只要加速我国电力市场化的改革，彻底放开电力价格，煤电矛盾自然就会通过市场的调节得到解决。好在我们政府管理者比一些盲目崇拜市场的经济学家更清醒，他们已经看到煤电矛盾的本质，不是电力价格的高低，而是我国煤炭产能和运力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然资源供需矛盾无法解决的前提下，管制电价必然造成电荒，提高电价必然造成煤荒，放开电价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煤炭和电力的价格轮番上涨，带动整个社会的CPI急速上涨，通货膨胀严重，最后不得不通过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大幅度的降低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矛盾。

    　因此，即使在08年初煤电矛盾白热化的冰雪灾害之后，我国政府依然不肯大幅度提高电力价格，而是通过适当限制煤炭价格和放松对小煤窑的控制，解决煤炭价格飞涨和产能不足的问题。2008年10月金融海啸的爆发，经济衰退和生产停滞让世界能源的价格开始狂跌。国际国内煤炭需求的大幅度下降，终于让被煤炭价格逼上绝境电力企业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等到了，不必针对政府管理部门而是与煤炭企业进行价格博弈的机会。这一次，与过去的煤电双方谈判的悬殊地位的情况完全不同，2009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是第一次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因此，也就上演了一幕最精彩的煤电价格大战。

    　为挽救巨额亏损，五大电力集团首次结成联盟，亮出的“底牌”是2009年电煤价格参照2008年初价格并下调50元。而神华、中煤等煤炭企业提出了涨价10％以上的要求。双方的吨煤价格预期相差足足有150元。面对电企的强硬态度，煤炭企业也立场一致、四面出击、并且试图各个击破。会议期间福州各个会场都流传出神华已经签订超过2000万吨合同的消息。但很快，这则消息被电力方面指出是“烟幕弹”。事后，神华方面也向记者证实，此种“有量无价”的合同形同虚设。最后，五大电力集团终于实现了在煤炭订货会上零的突破，一单未签的离开了订货会。

    　至今煤电双方仍然各执一词，互不让步，各级政府也都没有明确表态，煤电矛盾似乎是全社会公认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不竭之谜。煤炭企业的理由是：减产保价有利于保存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无疑是符合国家政策和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从电力企业看，承担社会责任的亏本发电，毕竟只能是暂时的。现在已经到了全行业严重亏损的地步，巧媳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求煤企少赚一点，适当的降价，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

    　煤电矛盾的根源：我国的电力建设已经严重失控

    　笔者认为：煤电矛盾的根源在于我国的电力建设已经严重失控，能源结构已经极度恶化。火力发电的规模早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煤炭的产能和运力，在这种情况下，煤电矛盾不可能会有双赢的解决方案。假设全社会的电力需求强劲，所有发电机组都能满负荷运转，必然会造成煤炭总量供应的不足，引起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生态环境和社会矛盾激化；假设社会用电需求不足，电力机组大量闲置，电力企业本身必然严重亏损，不可能还有能力再去承担任何亏本发电的社会责任？斤斤计较理所当然。

    　事实上，能源结构恶化所做成的困境，我们已经都经历过了。2007年和08年的前三个季度，我国经济的发展迅速，但同时电力行业也遭遇了严重的煤碳供应的危机。冰雪灾害之后，煤电矛盾极为突出，煤炭价格急剧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似乎只有鼓励遍布全国的小煤窑加紧生产，才能渡过能源难关。因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我国煤电矛盾最突出的时刻，我国小煤窑的生产事故也达到了顶峰。据统计仅从2008年9月4日到21日短短的17天时间里，就发生了9次矿难。372人死亡，50多人失踪。17天的矿难实际死亡人数达到四百多人。平均不到两天就发生一次矿难，每次矿难平均死人40到50人。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我国这种煤炭供应极度紧张、各种矛盾加剧的局面，持续到了冬季与社会公众的冬季采暖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10月份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外的缓解了我们的能源严重短缺的困境。然而，虽然现在煤炭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社会用电量也急剧下降，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大量新投产火电机组明显已经成为不良资产，大大加剧我国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严重恶化的能源结构，让历来都是国家利税大户的国有电力企业，全面巨额亏损，煤电之间的矛盾重重，我国整个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前景丝毫也不容乐观。

    　此时此刻，回想起我们当初庆祝我国的电力装机突破5亿、6亿、7亿千瓦时的热烈场面，不免让人感到是一种幽默的讽刺。如果我国今天的火力发电装机不是5亿多，而依然是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以前的2.5亿，我们还能出现今天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遇吗？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电力装机不大能规模发展，怎么能满足我国前一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其实，火电不快速发展，未必就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电力需求。众所周知，我国怒江的水电开发，被国内外颜色革命组织所编造的各种谎言，无端的搁置了六年多。我国的金沙江中游的梯级水电站，早在上个世纪末就通过了规划审查，而至今八年之后连一座都没有被容许开始修建。唯一一座开始建设的金安桥水电站，还因故被严肃的查处。

    　尽管，我国的能源发展政策历来都明确强调要优化发展火电、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新能源，但是，从电力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本应该优化（控制）发展的火电装机却增加了3亿多，而本应该大力发展水电装机只增长了不到一亿。以至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能源结构急剧恶化，能源需要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里面既有我国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本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发电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利用竞价上网、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降低电价优化发展。但是，由于竞价上网的机制迟迟不能形成，因此，几大电力集团的竞争，只能局限现在投资建设新电站的领域。

    　与此同时，电力企业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又被国内外颜色革命的势力所利用。他们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旗号，大肆造谣、诬蔑唯一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资源——水电。由于各大电力集团及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已经没有人敢像以前那样站出来揭露谣言，说明真相。久而久之，使得我国从领导到公众的整个社会对水电建设产生严重误解，水电开发严重受阻。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五大集团中曾经有两集团的领导是水电专业的。他们当然非常了解水电开发对与整个电力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体制改革之后，一个瞄准了怒江水电，另一个立即挥师进军大渡河。然而，怒江水电的开发遭遇到了国内外有组织、有预谋造谣诬蔑，至今仍然被莫名其妙的搁置。大渡河上的瀑布沟水电站，也被颜色革命势力通过造谣鼓动，上演了中国工程开发建设历史上最严重的动乱。不仅经济损失惨重，工程的进度也不得不严重的推迟。因此，担负着必须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各大电力企业，不得不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希望，都寄托在不断的增加火电建设上。几年下来，其结果当然是可可想而知了。

    　在电力体制改革以前，不管是作为政府部门的电力部还是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电力公司，都会严格的注重国家能源结构。即使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仍然非常明确的规定国家的电力企业的投资只能集中在电网和水电上，而火电建设的投资则完全可以留给地方和民营资本。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我国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仍然保持着比较合理的能源结构。然而，电力体制改革之后，各大发电集团的畸形竞争，已经让我国的能源结构恶化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我国能源发展规划中规定的2020年达到的火电装机规模，目前早已经被超过。当我们盲目的庆祝我国电力装机规模达到了5亿、6亿、7亿千瓦的时候，我们似乎丝毫还没有意识到结构失调的潜在危机。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是解决煤电之争的根本出路

    　不能否认，由于我们的体制和管理问题，我们很多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行为，实际的效果却十分令人担心。例如，火力发电的“上大压小”目前还是社会各界都一致认可的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的积极措施。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电力工业中淘汰落后的小火机组一直是多年难以解决的难题。然而，为什么在国家实施“上大压小”政策之后，2007年竟然会超额43.8%完成了任务呢？

    　知情的人不难发现，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不是节能减排已经深入人心，而是不必考虑投资回报的电力企业盲目扩张的“上大”需求，超过了“压小”的阻力。按照国家“上大压小”的具体政策，每关停60（到80万）千瓦的小火电，可以上马100万千瓦的新机组。于是“上大压小”也变相成为增加电力投资的通行证。

    　我国电力工业的快速扩张，早已经存在投资过热的风险，在我们国有电力企业竞相争建火电厂的同时，注重投资回报的外国（包括一些私营）资本都在悄悄的撤出火力发电领域。与此同时，全国的火电发电机组的利用小时，一直都在持续下降。相对而言，电价中固定资产的折旧的费用却在不断的上升。当前我国发电企业成本快速上升的因素，虽然主要是煤价上涨造成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里面也有“上大压小”的一份重要贡献。

    　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的优越性不能否认。目前，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平均供电煤耗只有299克标煤/千瓦时，而10万千瓦的机组约需要390克，一些5万千瓦小机组则高达450克。从理论上看2007年全国共关停小火电1438万千瓦，可以减少消耗原煤1880万吨。但是，这种节能的设想，是在新投产的机组都能正常运行的假设条件下得到的。显然，如果新机组不能投入生产，我们连一吨煤也节约不了。坦白地说，在目前火力发电能力严重过剩，煤电矛盾已经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上大压小”的节能减排实际效果几乎等于零。各大电力企业如果真的是为了节能减排，那么至少应该坚持不扩大规模的“上大压小”才对，甚至可以“不上大，也压小”。

    　不过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保护社会稳定尽量减少失业人数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即使“不上大，也压小”的节能减排措施，也必须要合情合理、适可而止。否则就不能排除是企业管理者的一种环保作秀、折腾。电力工业的发展进步有着自己的规律，由投资驱动的加速更新换代，并不一定就是进步。例如，今天我们认为最好的超超临界机组，也会有落后、过时的那一天。也许过不了几年，我国大量正常退役的小火电，就能够被可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循还硫化床发电技术所取代。而在不远的未来，当我们压光了所有的小机组之后，国际社会一但要求采取控制二氧化碳方式发电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不得不再来一次“上新压大”的折腾。不能否认所有这些折腾的代价，必然就是电价的上涨和煤电矛盾的加剧。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煤电矛盾的根源，主要是我国的火电建设规模失控，如果不能抓住这一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电力行业的结构恶化问题，煤电博弈的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因此，下决心开发水电、核电和新能源发电，尽快改善能源结构才是我们解决煤电矛盾唯一的出路。其中特别是加速经济、环保和丰富的水电资源的开发建设，尤为重要。在目前的煤电的博弈中，身负着巨大的不良资产包袱的电力企业是绝对的弱势，不依靠中央政府出手相救恐怕已经难以过关。即使盲目的增加高耗能产业，也只能暂时地把目前危机往后推迟，不仅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还会使未来的矛盾更加尖锐，问题更加严重。更可悲的是，由于体制的弊端一些电力企业，至今还执迷不悟的热衷于扩充地盘的火电建设的投资。

   　 不过辩证地看，当前凸现的煤电矛盾还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它能迫使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各种能源发展政策，敦促我国电力管理体制的合理改革；它也能帮助我们认清什么是真、伪科学，什么是真、伪环保；它还能告诉我们，违背科学的发展，一定是不可持续的。